少白山人

我與《全宋詩輯補》

湯華泉

（230039）
摘要

    《全宋詩輯補》是對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詩》所作的增補，補出《全宋詩》漏收的作品包括殘篇零句二萬五千多首，收錄作者包括無名氏三千二百餘人，分別相當於《全宋詩》原書作品數量和作者數量的十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學界有人認為是《全宋詩》出版以來最大的一宗補遺成果。本文簡述了從事輯補的過程和若干經驗體會，並對一篇批評文章進行了答覆。

關鍵詞

《全宋詩》 《全宋詩輯補》 古代文獻整理

《全宋詩輯補》是我為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詩》的缺漏所作的增補，補出《全宋詩》漏收的作品包括殘篇零句二萬五千多首，收錄作者包括無名氏三千二百餘人，分別相當於《全宋詩》作品數量和作者數量的十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全書十二冊，黃山書社2016年出版，花費我十多年心血,其過程可謂艱難、快樂交並。

早在《全宋詩》出版之初，我在翻閱時偶然發現有漏誤，之後不斷看到報刊上有訂補文章發表，心想：這樣的皇皇巨著，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編了出來，漏誤肯定不少，可能不比《全唐詩》少，這給我們治古代文學文獻的學者又提供了一個新課題。以前我對《全唐詩》的整理也做了些工作，對輯佚有些體會和興趣，做宋詩輯佚，我想可以嘗試，也可能做出成績。在全套《全宋詩》七十二冊出版後，我即購買了一套，又購置了《宋詩紀事》、《宋詩紀事補遺》及其它相關典籍，作輯佚準備。之前還得到鄉前輩、著名的宋代文學研究專家孔凡禮先生饋贈的《宋詩紀事續補》。孔先生的補遺路徑對我很有啟發，後來還當面承教。我擬定了一個起步計劃，從安徽古代方志和地方文獻做起。方志等地方文獻數量較多，收藏較為分散，常為文學總集遺漏，也為詩文輯佚者所重視，孔先生《宋詩紀事續補》得自方志的佚詩就比較多。

安徽特別是皖南方志保存的宋佚詩較多，在輯佚進行不太長的時間內，就發現了好幾百首，不少的方志《全宋詩》未用，有的雖用而未盡，《全宋詩》未用或用而未盡的地方詩文集也發現了幾種。初試有得，很高興，我先把皖南地區的輯佚所得以古代皖南四個州府為單位整理成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古代宣城方志中的宋佚詩》，呈業師余恕誠先生審閱，他認為有價值，推薦到《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二期刊載。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宋詩輯佚的文章，以後幾篇也陸續刊發。安徽古方志普查之後，本來設想向外省擴展，由於資料條件限制，當時本人還在工作崗位上，也無更多的時間、精力外出查詢，就放棄了這樣的打算，只是有選擇地查了若干部通志、總志，也有一些收穫。在追索宣城、徽州古方志時，查到《永樂大典》，發現《永樂大典》殘卷中還保存不少宋元方志殘本，通查這些殘本，也有可觀的收穫。

這一階段輯佚，常常這樣“節外生枝”，發現新線索，窮根究底，往往有得。比如翻檢新出的安徽《浮山志》，在石刻資料中發現一些不為人知的宋詩，想到石刻文獻雖然《全宋詩》已有采用，但肯定還有遺漏，於是通查能夠查到的古代金石著作、今人石刻彙編以及新出的名山祠宇志，輯得的數量也不少。再比如翻閱一本清編《詠物詩選》，發現有《全宋詩》失收的翁元廣詩，由翁元廣又追索到《醉翁談錄》，發現該書載有翁元廣佚詩多達五十餘首，還有許多其他宋人之作。再比如指導學生考察宣城梅詢、梅堯臣叔侄文獻，檢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二梅公年譜》中有久已失傳的梅詢的《梅許公詩略》，其中還有不少相關的宋人作品。

這是我從事宋詩輯佚的第一階段，起步不高，但所得並不少，輯得佚詩近千首。2006年8月在唐代文學學會年會上見到陳尚君先生，跟他談起宋詩輯佚，他很支持，後來他還把我的一篇較長的輯佚文章介紹到《中華文史論叢》，《論叢》也已付排，後因某種干擾未能刊出。

這個階段我用於輯佚的時間還不夠充裕，計劃性也不夠強，但經過這段時間的考察摸索，對《全宋詩》的缺漏情況有了一些具體瞭解：大家、名家以及有專集傳世的作者，遺漏較少；宋人所編、宋後所編宋人總集、收有宋人作品的通代總集，遺漏較少；小家，無專集傳世，特別是只有零星作品留存的作者，多有失漏，僧人、道士、無名氏、殘篇零句大量失錄，託名神仙鬼怪、小說人物的作品及歌謠語諺未能顧及。我還發現《全宋詩》所收詩人數量與厲鶚《宋詩紀事》、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及孔凡禮兩部續補（另一部為《宋詩紀事續補拾遺》，未出版，作為資料散入《全宋詩》，承孔先生告知詩人、詩作數量）所收詩人數量總和相當，估計《全宋詩》所用書、所收詩人大約也在這幾部《宋詩紀事》範圍，其缺漏自是必然。

佛、道文獻幾種《紀事》利用很少，四庫所收也很少。《全宋詩》雖然增收了一些燈錄、語錄，漏收面仍很大，比如《禪宗頌古聯珠通集》這部大型頌古總集僅有很少轉錄，語錄總集名著《古尊宿語錄》，竟遺漏九家，單種禪宗語錄大多失收，已用的語錄也多有遺漏，其中法事偈贊、師弟應對及零星偈句基本不收。其他佛典未曾過目的也很多。《道藏》文獻所用很少。

又發現《全宋詩》所收無專集傳世小家多是依據幾部《宋詩紀事》收錄。《紀事》體例意在以詩存人，錄詩多取有本事、有評語的作品，其他作品僅為舉例，而《全宋詩》不察此情，對原出書多未復核，如孔凡禮先生《宋詩紀事續補》從嘉慶《涇縣志》中輯得一些失收的宋人佚作，《全宋詩》照收，我再復查，已收作者名下往往有漏，又如陸心源從四庫失收的《輿地紀勝》輯得不少，孔先生又有輯補，《全宋詩》依據二書照錄，我再復查，又發現數量不少的二氏未錄詩，還有失收的作者。

《全宋詩》雖然較重視《四庫全書》所收書特別是宋元著作的使用，但普查並不徹底，如詩話、筆記小說，再如地方總集、類書也往往有遺漏，而其他可能載有詩歌、謠諺的雜史、農醫、工藝著作大多忽略。《全宋詩》編纂進行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皆未出版，因此這兩部叢書中相關典籍的查詢自然更難周遍。

2007年下半年我從工作崗位退休，可以有較多時間做這項工作了。以前做這項工作主要方式是使用紙本文獻進行筆錄，在學友的幫助下，學會了使用電腦、資料庫和上網，檢索、錄入的效率得以極大提高。我確定了下一步輯佚的三大目標：一、通查有關佛典；二、通檢《道藏》；三、復查《四庫全書》上面所提到的部類，並擴大到《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

先查佛典。佛典雖說浩如煙海，但有齊備的目錄查檢起來也不是難事。除已有的幾部大藏經目錄外，此時又有新出的《中華大藏經總目》，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佛教類），李國玲《宋僧著述考》，後二部目錄更直接提供了查檢宋代佛典的方便。新千年前後互聯網上出現了眾多的佛教網站，更便檢索和錄入，經比較，以“中華電子佛典網站”最善，它存錄有幾乎所有的漢文大藏經資料，文字錄入品質也較高。我所特別注意的是史傳（燈錄等）、語錄、頌古諸類，論著、儀軌、纂集、雜著也作泛覽，發現《全宋詩》未用書太多，達數十百部，失錄的僧人太多，達八百多位，失收的作品太多，僅《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失收作品即達數千首，已收的僧人也多見累十上百作品失收。在佛典中共輯得僧人佚詩一萬餘首，還有不少俗世人物作品，許多是名人，特別是從佛典中發現了宋太宗被湮沒的巨量作品。《全宋詩》據敦煌遺書《御制蓮華心輪回文偈頌》殘卷錄入宋太宗偈頌殘篇十八首，其實《御制蓮華心輪回文偈頌》全書完好保存於《弘教藏》中，《弘教藏》還有宋太宗所撰偈頌集《御制秘藏詮》，也為《全宋詩》失收，二書相加達二千一百首，一次補入這麼多作品，從而使宋太宗成為歷史上詩作數量僅次於乾隆的皇帝詩人。

《道藏》通檢輯錄也有方便條件。任繼愈、鐘肇鵬的《道藏提要》於每部道書都撰寫了較詳盡的提要，於其時代和作者多有考證，《宋人現存著作總錄》（道教類）也足資參考。網上也有道教網站，所收道書多寡不一，有一“道教教學參考網站”收道書較多，檢錄也較方便，只是文字品質不太高，我又使用《道藏》電子掃描本進行了校對，從中輯得佚詩三千多首，新補道士百余人，也有一些俗世人物，還有數量頗多的託名神仙的作品。

《四庫全書》有關部類的復查和通查我是采用電子文本與紙本並用的方式，這些部類的著作都儘量利用了新出的整理本，《四庫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也查檢了一些，還通檢了宋話本和源宋話本。

在做完《四庫全書》有關部類復查後，為防止漏檢，我又把《全宋詩》所收數千小家和復查新增的作者的名字在《四庫全書》數據庫裏通查一遍。

通過人名鉤沉輯佚，是我在做這項工作時常用的方法。不僅查本名，更重視查字號，查別稱。宋詩文獻稱字號、別稱比較普遍，特別是雜史、方志、詩話、類書、筆記小說。只有全面掌握姓名資訊，才能避免漏檢、誤判。我曾發現《永樂大典索引》因昧於字號、別稱而造成漏誤，《全宋詩》因此漏誤更是常見。現在有關古代人物姓名、傳記資料的工具書很多，通代的、斷代的都有，關於宋代的就有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李國玲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提供的人名和相關資訊相當齊備，《全宋文作者字號索引》亦便參考。佛教、道教專門的人名工具書有多種，我亦用其名號稱謂通查所使用的佛教、道教文獻。遺憾的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當時未見數據庫，未能通查。

我還特別注意到五代宋和宋元跨代作者的鑒別存錄。依《全宋詩》凡例，由五代入宋的作者宋後有詩作，並其以前作品收之，由宋入元的作者宋有詩作，並其入元後作品收之。前一條原則《全宋詩》掌握得還好，沒有出現大量漏收情況，但有誤收。由於十國疆域歸宋都在宋朝建立之後，較晚的南唐、吳越、北漢，延後十多年，造成有的十國詩人並未入宋而當作宋人收錄。如釋延壽卒於開寶八年，其時吳越未亡，為吳越僧，非宋僧，不宜收入《全宋詩》。還有幾位情況相似的僧人、士人。後一條宋元時代斷限一般不易造成混淆，但由宋入元詩人宋時是否留有詩作則甄別不足，造成一些詩人的漏收，他們多有專集傳世，有的詩作數量還比較大，如吳澄、俞琰、馬臻、釋行端。當然，他們的這些作品大多甚至絕大多數作於元代，但既然確立了這條凡例，就要執行。依此凡例，我補錄了十多位這樣的作者兩千多首詩。南宋東渡日本的僧人在宋時有詩偈存世者，有的且較多，我也援用此例收錄了幾位，如釋道隆、釋祖元。也有先被我認定作為宋詩人收錄後加以捨棄的，如張慶之《詠文丞相詩》專集。本集詩作于文天祥就義亦即宋亡四年後，其時作者年輩尚輕，也不聞宋亡前有詩傳世，雖然此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也未予收錄。

我還發現宋元之交《全宋詩》已收的詩人也有不少作品漏收，如方回、劉塤、戴表元、仇遠、釋超然等，漏收作品總量近千首。

古代詩歌發展到宋代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應用化傾向，佛道詩大都可以歸入應用詩，理學家也有單純宣傳理學的詩，農醫百工著作中許多歌訣亦是應用詩，《全宋詩》收錄了理學詩、佛道詩，而歌訣類的應用詩被忽略，我把搜輯的範圍擴大到子部的一些門類，醫藥、相馬、鑒寶、時令這些歌訣所見即收。

在多年的搜輯中，我認真貫徹《全宋詩》凡例， “長篇短製，細大不捐，斷章殘句，在所必錄”，完整的，零碎的，有名姓的，無名姓的，依託神仙鬼怪，虛擬小說人物，以及歌謡語諺，凡認可是詩，是詩句，都在所必錄。而《全宋詩》在這些方面多有忽視，或未能顧及。本書錄入無名氏近四百位，詩 一千七百餘首，託名神鬼六十餘名，詩五百餘首，確認宋代文獻中託名呂洞賓詩即達三百五十餘首，輯得歌謠語諺五百六十餘首，在十數種話本中輯詩三百餘首。在整個輯佚過程中輯得零章斷句多達三千六百餘則。

本書結構分三大部分，前兩部分為《全宋詩》已收作者補、未收作者補，第三部分“其他”即為收錄無名、神仙鬼怪、話本小說中詩及歌謡語諺而設，作為一代詩歌總集，這些方面作者、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就不能稱“全”，許多斷代詩歌總集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宋詞》和幾種《宋詩紀事》這些類目都或多或少具備，而《全宋詩》卻遺落。陳尚君先生在幾篇文章中都談到《全宋詩》“缺尾巴”這一重大缺漏，同時他還指出這部分作品搜輯之不易。慶幸的是，我在從事輯佚之初就留心於此，這部分作品最後能較圓滿收尾，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全宋詩》自出版以來單篇發表的為它作補遺的文章大約百篇，輯得的佚詩大約兩三千首，出版有為它作訂補的著作兩部，陳新等《全宋詩訂補》輯得佚詩三千余首，張如安《全宋詩訂補稿》輯得一千四百餘首，我估計這些單篇文章和專著輯佚所得總數不超過八千首，我以個人之力輯得兩萬五千餘首，超過上面數字三倍，應該說數量不小。新輯得的詩人包括無名氏兩千餘人，這也是一個頗大的數字。前面講到，《全宋詩》所收詩人數量與四種《宋詩紀事》相當，也就是說該書新增詩人並不多，近二十年單篇輯佚文章新增詩人也不太多，《全宋詩訂補》新增詩人只有一百八十餘人，我在古賢、今賢之後還能有這樣的發現，實感幸運。有論者說，《全宋詩輯補》是《全宋詩》出版以來最大的一宗補遺成果，可以不謙虛地說這並非虛譽。我還為新增的有名姓的一千六百多個詩人撰寫了詳略不一的小傳，為《全宋詩》已收作品和詩人訂正了數以百計的文字、事實錯誤，這些都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回首十年，辛苦備嘗，我也為十年勞有所獲、心想事成感到欣慰。

當然我還做得不夠完備，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未搜輯或搜輯不周的文獻資料還有一些。感到搜輯比較徹底的是佛、道二藏，石刻資料搜輯也還比較廣泛，《四庫全書》一些相關類別也做得比較細心，其他,四庫之外的古籍查閱肯定存在缺漏。

由於個人學識和文獻查閱條件的局限，在輯詩的準確性上、文字的校勘上、小傳的撰寫上都可能存在問題，面對數以千部、萬卷的文獻查考，幾萬首詩的錄入，幾千家小傳的撰寫，心勞神疲、顧此失彼，出錯不可避免。特別是前期手工查詢、錄入階段，錯誤發生的幾率可能更大，那時未得《全宋詩》檢索本，查重不易，自會造成重收和誤收。本書殘詩和零句收錄甚多，特別是在禪宗語錄中，禪師闡發禪理、激發機鋒常常運用詩句，有的是臨場發揮，即時創作，有的則是引用成句和格言，《全宋詩》有錄入，但不多，我錄入較多，重和誤也可能更多。

對於本書的定位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我心裏是清楚的，在《後記》中幾次提到：十多年從事的這項輯佚工作只是“為將來的《全宋詩》全面修訂提供素材和參考”。我早就知道《全宋詩》編委會還有一個龐大的補編善後團隊在做這項工作，他們理應做得更好。

本書出版後，得到不少讚揚，也有學友善意指出若干誤失，我在翻檢中也時有發現。不久前讀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輯發表的原《全宋詩》某參編人員（後又參與《全宋詩訂補》工作）所寫的《<全宋詩輯補>管窺》的批評長文，該文選擇本書對《全宋詩》第十四冊的輯補內容進行批評，聞過則喜，認真拜讀，確實看到有幾點失誤，但該文大多的指責則是誇大其詞，以偏概全，下了一個對拙著全書這樣的判斷： “總體而言,有效資訊占比有限,而訛誤失考者觸目皆是。”看到這樣的“一棍子打死”，我有些錯愕，在三複其言後不得不作些答覆。

該文先是挑出我對蘇軾的四十六條輯補，主要從辨體角度加以否定，包括銘、頌、贊、偈、酒令、戲語、對句、口號等，說都在“疑似之間”，不足憑信，說其中銘、酒令、戲語等都非詩，聯句、對語不是詩的構件，《全宋詩》未錄，輯補也不應收。說這幾類詩體《全宋詩》未錄，並不符合事實，如銘就收錄了五六十篇，戲語收入更多，《全宋詩》收零句數以萬計，怎見得就沒有戲語、聯句、對語、酒令呢？《全宋詩訂補》也有收錄。前面講到，這些類別的詩及句子許多詩歌總集都有收錄，《全唐詩》收題語並判、讖記並銘、語（俗語、口號）、諺謎、謠、酒令、占辭，都各占一卷，諧謔（戲語）有四卷之多，《全唐詩補編》還有補錄。《宋詩紀事》也收有對語、嘲語、謎語、酒令等作品，錢鍾書《宋詩紀事補訂》並未刪汰，還加以增補。看來詩總集、詩紀事收這些類別的作品已是共識和慣例，所以我在《全宋詩輯補》的凡例中作如此規定：“詩體界定大體亦依《全宋詩》，酌收《全宋詩》已收讚頌作者及其它稀見作者、冷僻文獻中的讚頌及其它韻語，佛教偈頌及韻語贊詞依例收錄，酌收其他韻語。”這樣的規定並不違背古今認可的總集編例，而該文作者既不熟悉總集的編例，又缺乏必要的調查，連自己參與工作的《全宋詩》、《全宋詩訂補》都未翻檢，竟然大談這不該收、那不該收，未免有失輕率。

該文作者還提出了自己歸納的幾條判別詩與非詩界限標準，說上面這些作品“用韻方式、平仄規律,大多仍與詩體有著明顯不同”；說“文字游戲······拆字、組字····· ‘戲語’不具備文學創作的性質”；“蘇軾以俗語戲評····非作詩”；“不作為詩歌部件存在的聯語和對句,同樣不在《全宋詩》收錄範圍”。說用韻方式與詩體不同，他沒有說出這些作品用韻方式與詩體到底有什麼不同，大概也說不出。說用平仄規律來衡定，更不專業，這些作品除了聯語、對句用上平仄，其他皆非律體，何來平仄規律？說戲語、文字游戲不是作詩，而詩正有此道，古來界定的所謂雜體詩，大多是戲語、文字游戲，不然《全唐詩》怎麼會有語、謎、酒令、諧謔等五六卷作品？宋人也有熱衷此道的，王安石、孔平仲就有較多這樣的作品。聯語和對句在詩人的創作中正是常常作為詩歌部件的存在而被稱引，出現在眾多的詩話中。詩人的談說中、詩話中稱“聯”稱“句”一般都是指詩聯、詩句，聯和句又是詩歌篇幅的計量單位，《全唐詩》收入數量頗多的聯語、對句，《全宋詩》《全宋詩訂補》依據詩話、筆記也收錄不少。該作者對古代詩歌體裁認知如此有限，閱讀如此有限，辨體怎能中肯？他所說“疑似之間”，正是他認識和聞知的模糊之處、空白之處。

該作者對我的指責第二點也是他認為要害之處就是說我“沒有足夠的考證意識”，《輯補》“最突出、也最關鍵的問題,則是考證的缺失”。

他在這篇文章中所做的考證或為我補做的考證主要是兩項，一是詩體考，再是出處考。上面已揭出他對詩體的認知存在那樣大的誤區，自然對詩體的考證難以做出正確的結論。比如他用了很長的篇幅考辨“銘”非“詩”，《輯補》不當收銘。而《全宋詩》已收銘，宋人也已有將銘與詩合稱為“詩銘”“銘詩”的，他的這些僅用一條校記即可說明的考辨，就成了無謂之舉。他的出處考也多是這樣的資料、版本羅列，一條出處考往往就是幾百字、上千字，就像陳尚君先生所形容的“挖地三尺” （《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這不但非輯佚者所能承受，也是輯佚著作體例所不相容，如果那樣，就成了《管錐編》體式了，本書篇幅至少要膨脹十倍以上、非二十年以上不能竟工。

他說我的“輯佚所據資料時常不是相關作品的最早出處”。“最早”不好說，對於輯佚恐怕也不能全以最早來要求，我自覺爭取做到較早、較好。蘇軾絕大數佚詩輯自中華書局孔凡禮先生整理的《蘇軾文集》，其底本是明《蘇文忠公全集》，那是蘇集流傳下來的第一部全集，孔先生整理時又用之前所有的蘇集版本進行了會校，該文作者也稱之為“最權威、最通行的”的版本，以此為據應該說合乎規範。我也注意到有些作品曾出現在宋代一些詩話、筆記中，文字時見歧異，但若一一考察，頭緒繁雜，也不一定能有定奪，如該文作者考察蘇作 “詩” “銘”之異那樣，引用了五種詩話和筆記，最終也沒有找到實在的版本證據，只好想當然地說：《全集》“乃明人新輯者”,當屬“詿誤”。一面說“最權威、最通行”，一面又不予置信。這樣以別錄否定本集，不出證據，應該說是不合考證規範的。如此做法還有，《骷髏贊》我是作為蘇軾、黃庭堅兩見重出收錄，屬蘇屬黃未下斷語，該作者力證屬黃，推測《蘇軾全集》收此篇得自傳聞。也無證據。

該作者的出處考往往先入為主，也並不都重視最早或較早出處，如《易王梵志頌後二句作偈》輯自《雲臥紀譚》，他解讀《冷齋夜話》，又引《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詩話總龜》後集兩條重複的條文為證，認為作者是黃庭堅，雖然他也認為“《雲臥紀譚》······年代亦未為晚”，而“相關記載中時間較早、似可將改詩者歸於蘇軾的,是《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一引《東坡詩話》”，但他還是固執地認為“《詩話總龜》所引雖當屬較早文本,亦不具有權威性”。

其考證結論就是如此隨意。他指出我從《輿地紀勝》所輯的蘇軾《贈姜唐佐》前二句重見蘇轍詩，確實我是因《輿地紀勝》致誤，也就是說《輿地紀勝》那首詩是憑傳聞編入的。可是就在一頁之後他對我從嘉慶《旌德縣志》輯得的劉誼《火井》二句又根據《輿地紀勝》加以否定，說《輿地紀勝》引這兩句詩未言名姓。又說：“‘劉誼’之說在清代似較為通行,曹學詩《香雪文鈔》卷一《玉壺山賦並序》······亦與《旌德縣志》相合。清代記載非不可補早期資料之缺失,但不輕用傳聞之詞、附會之言,本是《輿地紀勝》特點之一。”這裏不僅看出他對《輿地紀勝》看法的前後矛盾，也看出他很缺乏文獻鑒別力：火井所在的玉壺山在旌德，劉誼時任旌德鄰縣的涇縣縣尉，游覽留下這兩句詩，他還有別的詩留存在宣城、涇縣方志裏，曹學詩，是距旌德不遠的歙縣人，其《玉壺山賦並序》亦是就近游覽所作，都可以稱為此地的地方文獻。一般來說，地方文獻中收載的歌詠其地風物、掌故的作品其文字信度應當高於由此彙編的文獻，如地理總志。該作者已經查實幾種地方文獻都認為這兩句詩出自劉誼，但還要這樣加以否認。

該作者做考證就是這樣不重證據，不重較早證據，文獻鑒別力又很不足，所得結論就可想而知了。

從該作者的考察和我自己的自查，《全宋詩》第十四冊範圍內有誤輯詩兩首，另有兩首、一句重出，還有幾首文字有出入、出處有先後的。這些當然都是失誤，應該自責，但是，並不感到驚訝，做這樣大的工程出些這樣的失誤真的難以避免。感到驚訝的是，該作者就憑這些，把《輯補》全書否定了，把我的勞績全部否定了。這一冊，全部輯補六十五條，僅占全書四百分之一，上面彙報的那幾百條、幾千條、兩萬五千條都沒有考察，全書的結構、編排、幾千個作者的小傳、數以千計的引證、訂正都沒有考察，就能說“有效資訊占比有限”嗎？就是這一冊的失誤，也不能說是“訛誤失考者觸目皆是”。這樣的結論也太武斷、奇特了！還有，該作者的“質檢”方式也很特別，先是有選擇性的“抽樣”，選擇這一冊，或許先前覺得本冊輯錄的作品體式複雜，出處複雜，錯誤率可能較高，但結果還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糟糕，於是又超越斷限，從十五冊、十七冊各找到一條“典型”錯誤，拉到一起算總賬，特別是十五冊那條劉琦明顯是劉錡的筆誤，他也認可是“操作偶誤”，還是抓住不放，用五六百字大加撻伐，連抽樣檢查的基本規則都不講，這樣做目的何在呢？不禁使我想起十五年前一位《全宋詩》主編署名發表、也得該作者在該文中贊許的《求真務實，嚴格律己——從〈全宋詩〉補正談起》的批評文章，那篇文章對當時參與補正最活躍的幾位先生橫加指責，甚至利用某先生自己在學術界的影響阻止幾種大型學術刊物發表宋詩訂補文章，其目的是維護《全宋詩》品牌權威和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全宋詩》編輯團隊的權威。現在出來的這篇文章恐怕也有此意。可能還有一層意思，前面講到，該作者所在單位原是《全宋詩》編委會所在地，現在那裏還有一個龐大的補編善後團隊，據我所知有《全宋詩補正》重大學術課題立項，前後參加人員超過百人，但二十年來發表成果並不多，想不到一個孤軍奮戰、別無奧援的七旬老翁居然捷足先登，“以‘４00萬字’‘12冊’的規模橫空出世”（該文譏諷語），感到不服氣，失落，進而加以詆毀，這可能是這篇文章出籠的直接心態。

我認為該文作者的做法很不明智。我和許多學者給《全宋詩》作訂補，絕不是否定《全宋詩》的首創之功，而是為《全宋詩》的完善出力，說直白一點就是為《全宋詩》補編“打工”，這有什麼不好呢？正如陳尚君先生在前面所引的文章中說的：《全宋詩》編委會“對於學界已有的訂補，應當予以充分吸收，哪怕別人提出十條中只有一條正確，也足資取鏡。《全宋詩》編委會如果能將已經發表的所有糾補的文字收集成編，表示對相關研究的尊重，作下一步工作的借鑒，給學界以檢用的方便，也很有意義。”試問：《全宋詩》離開眾多學者的訂補、排除拙著《全宋詩輯補》能完善嗎？尚君先生在這方面已作示範，他編撰的《全唐詩補編》第一冊收的就是經他校訂的原《全唐詩外編》的三家輯佚成果。我認為作為《全宋詩》善後補編團隊，應當虛懷若谷，廣納訂補成果，進行彙集，整理，甄別，而不能盛氣淩人，以權威自居，用攻擊性的語言對同行進行指責，那樣無助于《全宋詩》的完善。我想在這一點上《全宋詩》善後補編團隊的同仁應有共識，該文作者的這種做法不大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同。（2018年12月撰于廈門大學寓中，《古籍研究》2019年第2期，總第70卷，鳳凰出版社2019年12月版）